1946年南下工作团有一个同乡路过左权见了翠兰。事后反映说翠兰是地主。她戴上这个不相称的帽子渡河上伏牛山，出色地完成了剿匪反霸任务，直到1952年昔阳來信才平反说是中农错划。
虽遭不白之冤，但翠兰从來也沒有埋怨过党组织。
1958年在邓县工作，拔钉子时被停职反省，有几个骨干分子，沒经本人写了不符合事实的结论材料，但她理直气壮，拒不签字盖章。两年以后经过复审，事实证明翠兰沒有断过一件冤假案。病危中看到了对她的正确评价，翠兰不禁失声痛哭，1964年在病中仍参加了四清运动，病中组织上减了她的工资，她泰然接受。临终前，翠兰虽不能写，但她用不清楚的语言，让丈夫文明代笔写了回忆录数篇。
马翠兰同志参加革命数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不愧为刚烈的巾帼英雄，优秀的共产党员。
痛惜其刚逢盛世，却因积劳成疾。溘然而逝，铸成千古憾事。而夸国泰民安，万业皆兴，忆起巾帼累累业绩，常使活者热泪沾巾。痛惜之余，后人当继翠兰未竟之事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
这是1944年发生的真实故事。母亲不但自觉情愿，而且冲破种种阻难，夜半破门，独行太行去奔她的理想之地。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自愿上梁山的唯李逵一人，何况母亲是个年轻少妇!这件事是如此的巧合。那位把母亲当作奸细抓了、又和父亲联系使夫妇见面的同志，以后也调到邓县公安局，还有王汝成，也到了南阳。几十年后又重新聚合在一个新的阵地共同工作，也是一种颇有意味的温馨事。
按照命相学，舅舅是我命中第一个贵人，一见面他就救了我一命。母亲过河是1947年的严冬。但我想，也就是初入严冬吧。因为到了正月，整个黄河都会被冰封掉，冰层不厚时，行人也走不得，船也行不得。我的舅舅当时在武安工作，母亲可能觉得这是他入伍的好机会，就写信给他，把路途日程说了，嘱他“赶上部队，跟我过河”。
但舅舅接到信，计算时间，已來不及到母亲出发地会合，他毅然决定由武安人太行，插路直奔黄河，到那里寻找母亲，舅舅告诉我，那年他十五岁，事实上什么也不懂。因为当时南下部队很多，都要过河，部队征用的都是胶皮轮的大车，他也不问路，就顺着这种车印直向西南。
天气极冷，漫天下着鹅毛大雪，但舅舅参军的心情可说是焦急，昼夜不停地赶，居然有这样的巧合，他赶到黄河岸，母亲抱着我，正准备上船，眼睛看着大道，望眼欲穿地等着她的弟弟。正焦急张皇间，舅舅满身是雪从大道上跑向母亲，张着手呼喊：“姐姐!我赶上了!’，接着姐弟两个在雪地里又跳，又笑，又哭。舅舅又问：“解放呢?”母亲忙打开重重包裹的棉大衣、被子、小褥子，一边笑着说：‘解放，你看谁來了，你小舅!”话未说完，她愣住了，原來我被“包裹”得过紧，捂昏了过去，已经人事不知，脸色已经青了，呼吸也沒有了。于是，随船的卫生员、母亲、舅舅一齐对我施救，又掐人中，又施人工呼吸，二十分钟后，我哇地放声大哭，众人才放下心來。
姐弟二人悲喜交集，在太行山下，严冬的黄河中抱着我南渡。漫天的飞雪从天上，从太行的峡谷中疯狂地飘落直坠，或成团、或片片絮絮，亿万只白蝴蝶般投向苍茫混沌的河面。他们的心情自然很激动，因为他们认为前途非常光明远大，而从此可以不再理会笼罩在家庭上空那片驱赶不散的阴霾。
这是舅父的“投奔姐姐记”由我來撰述：其实就是“投奔革命记”的另--仿本。
但是我敢说，母亲的见识还达不到我们今天的认知水平，只要“阶级斗争为纲”，那片阴霾在全中国就始终是一种正统权威的“太阿之柄”，在哪里都一样，只要你额角上打着“阶级烙印，而这烙印不是党旗那样红得纯正，有杂色，达摩克利斯剑就始终在你上空悬着。
1965年我的母亲病故。在她的墓碑上写着曾任的职务，最高是“区妇联主任”，但是父亲的《投奔革命记》，还有舅舅的回忆，都明明白白是“昔阳县妇救会主席”----一点也不用怀疑，她是在这个职务上入伍的，她和父亲一样往下降，到栾川县公安局做锄奸股长，而后又改做侦察股的股长，她从來沒说过这件事，我也从來沒有感到她有“受委屈”的心情。和父亲简直一模一样：职务高低沒关系，只要心情舒畅(不挨整)就行。二姨夫吴可就比她资历老，四姨夫凌振中也是1945年初的八路，二姨她操心可能较少，三姨和舅舅，她的关怀是带着母性那样的深沉的。
三十六计走为上，父母亲都是懂一点辩证法的。历史的政治造成的环境。昔阳不是他们施为的战场走才能有变数，才能有运动，“走运走运”，不走就沒有运。世界上的事永远是这样：比如国民党树倒猢狲散，猢狲们走到台湾美国，肯定比留在家里等镇反等各色运动要好点。可是，我认为，父母亲命运不好，走的圈子还是小了点，而且沒有重要人物的帮助。他们脱离了地震区，却沒有走出雷雨区去。
但是，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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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不雨》 最新章节第七章 （二）,网址：https://www.bqgbi.org/514_514182/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