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当口，也许还不知道，在破窑凉炕上.一条破被中全家取暖时，那种可怕的沉默过后，两位老人有这样一番对话。
爷爷：‘彻底了。这个革命彻底了。”
奶奶：“再苦再难，咱不该用那个长工。”
爷爷：“有一个儿子在家，怎么也不会的。”
奶奶：“孩们者随外头革命。”
爷爷：“咱们得拥护革命。”
奶奶：“可我们以后生活怎么办?”
爷爷：“只要孩们在外好.咱们还能活几天？”
当时昔阳县的土改是搞得很极端的。几乎天天都有地主或富农被打死，打死就打死了，任何政府机关不能予以调查追究，也没有人敢于过问这些事，农民运动是高于一切的政治。
我在1969年入党，填的入党志愿书一片光明。
家庭出身：革命干部。父亲：1938年参加革命，中**员；母亲：1944年参加革命，中**员；姑父吕倜中**员；舅舅马文兰中**员；姨姨马佩荣中**员……外祖父党的地下工作者、烈士；伯父凌尔寿烈士…?阴暗面没有。我所知道的仅仅父亲是富农出身而已。
然而第一次填写志愿书并没有批准我入党。组织上找我谈话，那平日也是很要好的同僚，此时却显得有点矜持和庄重：“你还有―个姑姑，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不填进表中?”我一下子蒙了，赶快写信(那时不可能打电话)询问父亲。父亲来信告诉我：确有一个小姑姑，叫凌尔婉，土改时被斗而死。他并且告诉我，这些负面的东西没有告诉我，是因为怕我受负面的影响，同时他还说，他给部队党组织写了信，详细说明了情况。第二次再填时，我仔细思量了这件事，并且加上了我对此“人民革命斗争”的积极评价。这时我还是不晓得，大伯母也是这时期自尽的。
土改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斗争也在不断升级加温。爷爷毕竟是“双抗属”，这一条谁也无法否认。父亲后来告诉我一件这样的事。有一次昔阳县搞了一个“献田大会”，爷爷在大会上慷慨陈词，说自己过去剥削人有罪，把土地主动献出。爷爷在发言中间，另有一地主也想登台表态献田，被守台民兵从台上将他直摔出去―这是爷爷的政治待遇，不是每一个“分子”都能享受到的。还是来摘引我哥哥的《二月河源》吧：艰辛的日子开始了。祖父每天都要找村干部领粮食。每人每天两合玉米，一家四口人，总共叔叔(尔玄，我四祖父次子)，背着粪筐，手拿粪叉，装作拾粪，偷偷跑到安阳沟我姑母(尔英)家，想要一点吃的东西。姑母吓得惊慌失措.不仅不敢给拿吃的东西，而且将自己的堂弟“赶”了出来，六月之寒伤透了爷爷奶奶的心。也就是这个时期，奶奶让我去东邻胡峪村，找那个原来要饭的老奶奶。
我说奶奶让我来“看看”您。那位老奶奶热情极了。她先让我到火台边去烤火，问长问短：然后让我吃了一顿饱饭；然后又用一块破布包了两个玉米面窝窝头，塞到我的衣襟里，让我两手抱着；然后趁着夜幕降临送我出门。她怕街上的狗咬我，拿了一根拐杖，一直送我到村口，并嘱咐我过两天再来。尽管冰天雪地寒风袭人，但一阵暖流还是浸透了我的全身，难禁眼泪夺眶而出。我喃喃地说了声：“奶奶，我走了。”转身小跑而去。回到家，我把所获之物从衣襟内取出，交给奶奶。两位老人皆无言语，爷爷把我抱到炕上，用那条仅有的破被子盖在我的身上…-一窝窝头，两个窝窝头.这是救命的窝窝头啊!爷爷脸上那深深的皱纹一张一弛地抽搐着，我不知他是笑还是在哭。
1976年夏，我回家省亲。一打听，那住老奶奶几年前已经去世了。我凝望着那挡住我视线的巍巍群山，沉默了很久很久，祷告了很久很久。
村里的小学校也革命了。
是年姐姐十三岁，上初小四年级。原来她上学时经常带着我坐在她的旁边听课，所以我虽然没有正式上学，也认识了一些字。
一天，学校突然召开斗争会，斗争的对象是年仅十三岁的小女孩――姐姐。她被绑在老庙神房的红柱子上。逼着问她：“把家里的元宝倒手到哪里去了?”原来是为这么个事：姐姐的同桌女同学，叫杨小媛。她和姐姐经常玩一个圆形的小镜子，此事有人告了状，因而玩镜子就演变成倒腾元宝了。
其实这个家里，有过铜钱，有过解放区发行的“济南票”，元宝这玩意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斗争会除了姐姐受了皮肉之苦和唾骂羞辱外，当然没有什么结果。不知会议的主持者是老羞成怒还是预先安排的议程，另外一件事却是实实在在地办了。
会议主持者宣布：所有地主富农孩子们的衣服，统统脱下来，与贫下中农孩子们的衣服对换。
还不错，主持人顾及了一些廉耻，让男女学生分开，到两个教室进行“工作”。因我年龄小，姐姐拉着我一起去女教室换衣服。姐姐毫不犹豫地剥掉了我的衣裤，给另外一个孩子换上。但她的个头较大，很难找到一个和她身材相仿的女孩。最后，她换上了比她瘦小得多的女孩的衣服。衣扣扣不住，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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