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也‘左右无不惊异者观政累官江西按察使”
说起来，朱元璋不过是因为宫里缺少音乐，所以想请几个女乐师进去教授一下，这实在算不上什么过失，对任何朝代的皇帝来说都是合情合理，无可非议的举动但当时的一个御史却硬是能够毫无畏惧加以阻挠，其强项情状，可见一斑最后硬是逼的朱元璋收回决定，最后还亲自出宫向臣下道歉，这在其他任何朝代的强势皇帝那里都是不可想象的即便被人称颂为最善于纳谏的李世民，也不能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可见朱元璋定下的规章制度，决非仅仅是用来约束他人，事实上他自己也受这些制度的约束限制
所以孟森先生赞叹说“此是何等气象”“明之奉天殿，即今太和殿，奉天门即太和门，……当时肯任官者，其抱负已不凡，帝竟纳之，已奇，纳之而听御史请，亲自出门边面谢其过，此岂百世帝王所有？岂但帝王，抑岂稍有权势者所肯为？清代自高宗以来，御朝不登正殿，有终身未至太和殿者一御史叫呼于门前，传命叫刑部或诛戮之，……以太祖所为视之，真不在意计中也”
正因为这种气，当时就算官阶再低微甚至布衣草民都可以向朱元璋直言上书，而对于其中有真知灼见的人，朱元璋也不吝啬于破格提拔，象教谕，典史这些微末官吏，都可以因为直言，而被拔升高位明史中这样的记载比比皆是：
“门克，巩昌人泰州教谕也二十六年，秩满来朝召问经史及政治得失克直言无隐授赞善时绍兴王俊华以善辞，亦授是职上谕吏部曰：‘左克，右俊华，重直言也”
“冯坚，不知何许人，为南丰典史，洪武二十四年上书言九事……书奏，帝嘉之，称其知时务，达事变又谓侍臣曰：‘坚言惟调易边将则未然边将数易，则兵力勇怯敌情出没，出川形胜，无以备知倘得赵充国、班者，又何取数易为哉‘乃命吏部擢坚左佥都御史，在院颇持大体其明年，卒于任”
而一般官员也都敢于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如钱唐便是一个例子：“
钱唐为人强直尝诏讲《虞书》，唐陛立而讲或纠唐草野不知君臣礼，唐正色曰：‘以古圣帝之道陈于陛下，不跪不为倨””
《王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一书的作者左东岭说“朱元璋对由元入明的士人非常严厉，而对年轻气盛的一代士人，却颇能容忍乃至优待”
考察事实，就知道这话是相当有道理
比如解缙是洪武二十一年的进士，朱元璋对他非常敬重，曾经对他说
：‘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
解缙写了封万言书，洋洋洒洒，自称“率意狂愚，无所避忌”，把朱元璋的政策从头到尾，批评的体无完肤
甚至连朱元璋看什么书，他都要干涉，横加指责，肆意批评
“
臣见陛下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经》、《心经》者，臣窃谓甚非所宜也《说苑》出于刘向，多战国纵横之论；《韵府》出元之阴氏，抄辑秽芜，略无可采”
这样的指责可以说是相当无理的如果换了清朝的皇帝比如康熙乾隆之类，遇到这样的上书，最轻的处罚是斩首，重一点是批示一个“大肆狂吠”，然后凌迟，满门抄斩
结果朱元璋看了之后，虽然觉得其中的观点都比较迂腐，对他个人的指责攻击也没有多少道理可言，但还是称赞解缙的才能（“帝称其才”）他觉得性情狂傲自恣的解缙是一个人才，但还需要习磨练一下，后来解缙的父亲到京城，朱元璋就对他说“大器晚成，若以而子归，益令进，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
显然朱元璋的意思还是把解缙这样的人才留给他的孙子
朱元璋说解缙和他的关系“恩犹父子”，这也并非虚言，两人之间的感情确实是非常深厚的朱元璋死后，解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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